摘要:高见邦雄:在山西大同种树的30年,非常有趣(06:07)【编者按】1972年9月29日,中日签署《中日联合声明》,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。高见邦雄:大同的地方领导给绿化工程选定了一个名为徐疃乡的地方,位于浑源县边界山体和水库的中间,因雨水冲刷形成了“侵蚀谷”,适合种植杏树。

高见邦雄:在山西大同种树的30年,非常有趣(06:07)【编者按】

1972年9月29日,中日签署《中日联合声明》,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。

五十载冷暖起伏,半世纪沧桑巨变。共同的记忆、特别的联结、持续的接力,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,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。

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,推出“50年50人”专题报道,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、开拓者、践行者,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“下一个50年”。

在山西大同的黄土高原,万亩杏林渐染秋色。而三十年前,这里连片荒山、沙尘频起,一个日本人决心在当地种树。

1992年的冬天,高见邦雄独自来到大同市浑源县,从最初的两手空空,没有钱也没有人,到与当地人携手种树1900余万株,开展绿化合作30年,他经历了对日抵触情绪、植树失败,也见证了杏林结硕果,小镇走出大学生。

50年50人|杏林结硕果,在黄土高原种树的日本人高见邦雄-万博·体育(ManBetX)

上世纪90年代,高见邦雄在大同留影。 受访者 供图

作为大阪非营利组织“绿色地球网络”的副代表,高见邦雄带领一批又一批日本志愿者到中国的黄土地植树造林,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“老高”。

现年74岁的他头发几乎花白,平时话不多,但一说起当年在华植树的经历就停不下来,尤其是提到一些老熟人时笑声爽朗。高见邦雄年纪大了,很难再像年轻时那样一趟趟往返于中日之间,但他带领的团队仍然在继续维护山西大同市的植树项目,同时还把造林活动转移到相邻的河北张家口市蔚县。

伴随着树苗的成长,中日两国民众在朴素的情感共鸣中了解彼此。高见邦雄说,“我们与其说去种树,不如说是去了解中国,或者是通过了解中国来重新认识日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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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7月,高见邦雄(右)在“绿色地球网络”办公室接受采访。 澎湃新闻 图

想一举改变全乡人的生活水平

澎湃新闻:上世纪90年代,人们的环保意识并不像现在这么强,那时候您为什么想要从事绿化事业?

高见邦雄:记得是1991年夏天,第二年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一届“地球峰会”,当时地球环境处于非常危急的状况,必须要采取措施。虽然那时人们知道要应对全球变暖,但对于这样的责任和义务,具体由谁来承担、如何承担,各国政府间的对立相当激烈,难以进行有效的协调,所以当时我想能否加深民间的互相理解。

当时,中国就像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,(我)想着在日中两国之间做点什么才是最好的,然后就想到了植树造林,因为这是环境合作方面最快的,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。而且,绿化合作给人以挥汗劳动的良好印象。

澎湃新闻:您在中国开展的绿化合作项目并没有通过日本政府联系和协助,而是各处登门拜访来打听情况,而且事先也不熟悉中国乡村地区,能否谈谈一开始决定扎根大同种树的经历?

高见邦雄:1991年11月,我一个人前往北京去调研,走访了林业部、中国绿化基金会等相关部门,当被问到“预算有多少”时,我只能回答“没有钱也没有人,但想要从现在开始做起”。

一开始没有人对我的提议有兴趣,后来找到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,提出了我的计划。1991年底,对方回复说,在山西省大同市有个浑源县,可以去那里实施绿化工程。我欣然接受,于是在1992年1月去了浑源县。当时被告知,“大同是个很不错的地方,对绿化很有热情,而且在历史上是盛产美女的地方,还有好酒。”日本有一首很流行的歌,唱的是“天国是个好地方,酒甜人美”,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去天国一样的地方。

1992年1月,从大同出发花了大半天时间才到浑源县,实际上只有60公里,但路况不好。到了那里看到当地情况后很震惊,心想“真的被骗了”。那里位于北纬40度,海拔基本超过1000米,丘陵和山区适合植被的海拔大约为1200米到1500米。1月的冬天,去查看种植地,气温低至零下20℃。

30年前,大同是中国的煤炭产地,不论是供暖还是做饭都是烧煤,所以在大同市内和浑源县的街道上,靠近地表的地方都飘着浓烟,喉咙和眼睛都被刺痛。那时候,许多人都穿着军大衣,大街上几乎没什么色彩。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温度下,我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。但才刚刚起步,不能打退堂鼓,于是决定以1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绿化合作项目。回到日本,需要推广这个计划,邀请大家一起加入绿化团队,为此我去了很多地方做宣传。

当时我去了日中友好协会,他们对我说:“高见先生,为什么一定要从有‘混凝土丛林’之称的大阪,到绿意盎然的中国去种树呢?”那个时候,去中国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是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样的地方,这些地方绿化很好,特别是从北京机场到市内的道路两旁,紧密排列的白杨树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。“中国的绿化覆盖不断增加,为什么非要去种树呢?”大家有这样的疑问,也有人说“我连梅花和樱花都分不清,怎么去中国种树呢?”我虽然对很多人发出了邀请,但没有多少人想去,当时也没有什么宣传手段,所以就低头恳求认识的人说“去吧”。

最初招募团队的成员非常困难,先邀请了日本绿化考察团的团长石原忠一去了大同,当时他对我说:“这个活动最少要持续20年才行。”当时我作为这个绿化团队的秘书长,低着头想,没有人也没有钱,即便是明天散伙也不奇怪,说要持续20年,非常困惑。不过石原先生的话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,只有长期坚持才有意义,不能敷衍了事。

澎湃新闻:黄土高原的地质和气候状况特殊,大规模种植果树遇到了哪些挑战?

高见邦雄:大同的地方领导给绿化工程选定了一个名为徐疃乡的地方,位于浑源县边界山体和水库的中间,因雨水冲刷形成了“侵蚀谷”,适合种植杏树。当地的党委书记很热心,对种植杏树的项目也非常上心。徐疃乡是一个人口5000人左右的小乡镇,和大同隔着桑干河与册田水库。当时我想,如果能在这里成功种植杏树,就能一举改变全乡5000人的生活水平。如果能成功的话,就能成为很好的宣传素材,从日本来的人们就能亲眼目睹种树的成果和意义。

1994年开始种植杏树,当地居民在政府的倡导下加入种植队伍,但大家既没有经验,也没有信心。第二年春天杏树开花了,但到第三年因为干旱,杏树的长势堪忧,我到现场去查看,“这一棵枯了,这也枯了,枯的……”算起来真正存活的不到一成,而且还有把存活的杏树移植到其他地方,当时站在那里真的很痛苦。

从失败中也学到了很多,首先是理解了当地农民的想法,即使果树种植能够带来收入,最快也要等四年,四年时间非但没有任何营收,还要花钱打农药、修剪枝叶,既费事又费钱,而且还占用了其他农作物的空间,相当于收入减少。此外,对于杏树枯萎的原因,我们了解到初春的野兔把树苗的新生层啃了一圈,幼苗就很容易枯萎,到了夏天又出现蚜虫,杏树就更加脆弱了。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,最初制定种植计划的领导因为人事变动调去了其他地方,接手的人对此工程并不十分了解。实际上,从长远来看,频繁的人事变动也不利于植树造林工程。

在总结了诸多经验之后,我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得出一个结论,就是杏树种植工程要先在小范围试验,积累经验之后再扩大。我们在徐疃乡的植树工程失败了,不过同步在吴城乡的杏树林成功了,第四年就开始收获杏子,收成不断增加,目前也有350公顷的种植面积,种有25万棵杏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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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年浑源县的中日友好环境林。 受访者 供图

乡亲们的喜与怒

澎湃新闻:最初去到浑源县启动绿化合作项目时,面对语言障碍、文化差异,您是如何克服困难并与当地人增进关系的?

高见邦雄:1992年刚刚到浑源县时,我会说的中文只有四句——你好、谢谢、再见、厕所在哪。当地官员对我说,“你要是负责绿化工程的话,不了解当地情况是不行的。”于是我就四处转转,有时候也会帮农户收割玉米等粮食。值得一提的是,和孩子处好关系也很重要,一般孩子带我去什么地方,大家都不会很警惕,而且孩子会告诉我哪家有狗,哪家不能去之类的。

有一次我在散步,遇到了浑源县时任林业局局长温增玉,他很生气,因为很久没有联系他,原因是我们的对接单位实际上是共青团组织。之后,我每天早上去老温家吃早饭,有时是小米粥,有时是炒土豆。他的家里总有许多客人,都是去找他商量事情的,我就觉得老温这个人值得信任。我本身并不是学林业和植物的,经常会问老温,“这棵树是什么?”他用中文告诉我之后,我回家之后再查日语解释,由此学习了很多知识。

澎湃新闻:在与中国“乡亲们”的交往过程中是否有过误解,又是怎样化解的?

高见邦雄:在去大同之前,我们并不了解战争时期的当地历史,后来有中国研究者告诉我日军在大同的暴行,我很惊讶,如果事先知道的话应该不会来这里。我们团队的日本团员很想了解战争时期发生了什么,还曾请当地人讲述。

当时,关注大同绿化建设的日本摄影师桥本纮二到大同天镇县拍摄,脖子上挂了三台单反相机,当地人一看就知道他是日本人。桥本被一位爷爷叫住,问了一些问题,而桥本会说的中文只有“啤酒”,爷爷见他不好好回答就大声骂他,引得周围人围观。直到一个导游路过帮忙翻译,才得知这个爷爷因为(侵华)日军成了孤儿,桥本得知之后坦率地道歉。而爷爷得知许多日本人正在当地支援绿化工程,于是就把自家的瓜子塞进我们的口袋里。自此,只要桥本去天镇县就会去问候爷爷,而爷爷一听说有日本人来,就会问桥本有没有来。有一次我还借桥本的相机给他们俩拍了合照,也因此和他建立非常好的关系。遗憾的是,他去年去世了。

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,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浑源县西留村乡,有老人看见我就说“日本鬼子”,然后得知我们是去种树的之后,对我说“刚刚说了不好的话”,还邀请我去他家喝酒。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。2019年,我时隔15年再度到浑源县,也很受关注,有一个居民对我说:“高见先生,得知是你来了,村子里的人突然就开心起来了。”

澎湃新闻:开展大规模绿化事业,经费是基础之一,“绿色地球网络”是非营利组织,如何解决经济问题?

高见邦雄:在中国植树造林的费用基本都是由我们自己负担的,之后有一些企业的工会给予支持,派遣人员并提供资金,经团联也参与了进来。不过最开始,资金都由我们自己解决,当时在农村,中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,问“这个钱是谁出的”,我们回答“都是自己出的”。

现在,张家口的蔚县等地有蔚县志愿者协会,志愿者也参加我们的植树造林活动,不仅如此,他们为了帮助农村的独居老人以及贫困的孩子们,筹集捐款,以各种方式照顾他们,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。

果园的力量

澎湃新闻:30年来,您先后带领数千名志愿者投入到中国的植树工程,是如何感染并召集这些志愿者加入到植树造林的行列中来的?

高见邦雄:面向日本人,让他们参加我们的旅行团,亲自到当地转转,看到连片荒山就明白绿化工程的必要性。志愿者们一旦加入进来,就会关心自己种的树怎么样了,看到茁壮成长的树苗就会很开心。有日本友人到大同参与植树劳动多达21次,也有去过14次的人,他现在仍然很健康,每次见到我都说如果有机会还想再去大同市天镇县,那里是大同最北的县区。

尽管天镇县比较贫困,地质环境也不好,但是当初日本绿化考察团的团长石原忠一却说,去那里比较好。当我问理由的时候,他说,“那里的人好,虽然不富裕,但人们的笑颜真的很美,而在县城,人们的笑容就淡了许多。”

中国这边也有很多人加入我们,树苗成长就很高兴,枯萎就会不甘心,在这样的情绪变化中,中日两国的人们互相交流。

当时,我们提议建设小学附属果园,让孩子们也参与到果园工作中来,大家拿着水桶、脸盆、杯子打水,然后给树苗浇水,非常可爱。然后,他们回去之后又会邀请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去种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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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代,大同的孩子们为小学附属果园浇水。 受访者 供图

澎湃新闻:在贫困村建设小学附属果园,果园收入的一部分给到种植和管理的农民,另一部分用于支援教育,您在怎样的契机下想到建小学附属果园?

高见邦雄:有一次和大同的一个领导一起去灵丘县,查看完植树用地之后,他说想要去另一个地方考察,通过“希望工程”在当地重建一所小学。我问:“可以一起去吗?”于是第二天就一起去了灵丘县非常贫困的一个村子,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,小学的墙都是石块和土垒起来的,屋顶就只是一层瓦片,梁木也腐烂了。

零下20℃的天气,教室的门上还有洞,里面坐着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,只有一位老师,照明也只有一个裸灯泡。用墨涂的灰泥墙就是黑板。有些孩子甚至都不能进入这样的学堂,和父母下地干活,我问他们“为什么不去上学”,有孩子低头默默流泪,有孩子说“我想去”,然后就跑走了。

同行的那位领导看了学校的情况之后说,“今天没有心情喝酒”。我去这样的地方,如果说“为了地球环境而种树”这种话,也实在是不现实。既然我们是从事绿化合作的非营利组织,就想着能不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,于是想到了小学附属果园。

我向浑源县共青团提出了果园的想法,他们立即就表示赞同,认为这将为希望小学带来持续的收入,可以偿还之前建学校的费用。不过当地人听说是日本人提出的方案,一开始很反感,认为不应该接受日本人的施舍,但经过共青团工作人员的解释,最终居民接受小学附属果园的提议,把它作为和平时代的象征物。

那里的村民委员会的村长说,“其实,这个村子的人以前小学毕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可是,多亏了杏树,才出了大学生,明年还会有人读研。这样一来,有孩子上大学之后,其他孩子的求学热情也变了。这多亏了来自日本的你们,不仅支持种植杏树,还把杏林作为小学的附属果园,向我们表明了教育的重要性。”

澎湃新闻:这些年与中国的绿化合作成果如何?有什么感悟?

高见邦雄:目前,大同市周边的中日友好环境林非常多,造林面积超过6千公顷,我们和当地人一起种植了1900万株树木。最初经历了失败,之后得到了改善,日本专家在这过程中发挥了作用,尤其是在种植技术方面,这一点应该也得到了中方的认可。

在中国做绿化合作工程,有三个要素“自然环境”“社会关系”“人”,就像中国古话说的,“天时不如地利、地利不如人和”。我们与其说去种树,不如说是去了解中国,或者是通过了解中国来重新认识日本。如果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发生冲突,对彼此都是损失,相互理解才是最重要的。